聊城：39场惠民演出走进28家福利机构

作者 郑书藩 公益从业者

编辑 佘韵卿

截至7月31日12时，北京全市因灾死亡44人，失踪失联9人。其中，密云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死亡31人，大多是失能或半失能老人。

这是昨天北京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发布的数据。听者悲痛万分，却难遏追问：当洪水破门，那些无法挪步的老人当时是怎样的绝望和恐惧，只能束手，任凭洪灾无情地吞噬自己？

究悲剧的直接原因，官方表示，因为长期以来，养老中心都处在安全的镇中心区域，所以这次预案没有将其列入转移范围。

确实也如发布会主政官员所言，“这说明我们的预案是有漏洞的，我们对于极端天气的认识是不足的。面对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特别是涉及老人、孩子以及身体不便人士，绝不能用传统的思维方式来对待这些问题。平时要加强防灾救灾能力的提高，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

这场水灾冲垮的不仅是砖墙，更是长期被忽视的养老防线。悲剧之外，仍有更深层的社会裂缝亟待我们正视。

7月28日，北京密云区，一名老人在台师屯村洪灾过后使用三轮车转移物品。图/CFP

当风险成常态，韧性社会成必需

以前，我们形容一场洪涝灾害的严重性，总用“百年一遇”乃至“千年一遇”，但这几年大家发现，百年千年都不足以形容，直接是一次次地“超历史记录”。这意味着——风险成为常态了。近年京津冀的夏天频遇暴雨洪涝，“百年一遇”几乎要变成“一年一遇”了，但我们似乎并没有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全人类已经进入了极为不确定的风险社会。我们谁能想象，以往在沿海肆虐的台风，居然可以跑到干燥少雨的东北大地。各种疫情风险剧增，比如最近基孔肯雅热疫情在广东佛山爆发，并开始外溢广东全省。这些风险都不断地逼近我们，刷新我们的认知，更考验全社会的应对能力。

人人都面临风险，但不同群体的抗风险能力，不是均等的。尤其在当下这个信息科技时代，风险被放大，弱势群体面临的困难和需要承担的后果，是普通人的数倍。

这就需要我们针对薄弱环节（农村、学校、养老院等），针对特殊群体，都有更超前的预案、更充分的准备，才能最大化地减少灾害的后果。比如在灾情预警上，同样的信息推送和警示，对老年人很难起到很好的效果。他们在信息接收的及时性、全面性等方面不如成年人，也几乎无法应对各种突发应急状况。所以这种不平等，需要从社会制度方面弥补和抹平。

而在灾后，我们还需要全社会关注更长期的、容易被遗忘的灾后重建，以及如何把重建做到更能抗风险的迭代。这就应该按照国际最前沿的“重建得更好”的理念去高标准地实施。2015年3月，联合国在日本仙台召开了第三届世界减灾大会，通过了《2015-2030年仙台减灾灾害风险框架》。该框架的第四项优先行动领域是：加强有助于高效响应的备灾工作，在恢复、复原和重建中致力于“重建得更好”（Built Bake Better，简称BBB）。

BBB的国际定义是通过恢复、复原和重建阶段，使灾前的脆弱性不再出现，把减轻灾害风险等减灾理念纳入开发方法中，使得国家和社区具备抗灾能力（即韧性），同时改善生活、环境和生产条件，提升国家和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救灾备灾的能力。假设2023年京津冀地区的灾后重建，能够按照这个理念实施，可能在这一次，就可以减少一些损失或代价。

对特殊群体的保障是社会文明的底线

一个社会文明的底线，是看我们如何对待弱势群体，也是我们国家发展壮大、在现代化高楼大厦外表之下的真正里子。我们不能每次都让他们成为灾难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全社会应该成为他们的守护者，否则这是所有人的失职。比如抗击新冠疫情时，我们看到很多类似脑瘫病患被独自留在家中病逝、儿童被迫与父母分离隔离、大量老人在疫情末期感染死亡等人伦惨痛事件，这些都给我们敲响警钟。

经历了这次惨痛的结果，我们看到了中国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问题，尤其是农村养老困境。灾害只是撕开了“虚假繁荣”下的很多问题，暴露了那些被日常遮蔽的真实，展现了那些令人无法直视的社会痛点。

数据显示，受灾的密云太师屯镇养老中心安顿有老人69人，其中55人失能、半失能，占比近80%，而其中工作人员只有8名，这里面不一定都是护工，哪怕都算进来，也是将近1:7的照护比例了。这显然是不够照护比的。2025-08-03开始实施的《养老机构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规范》中要求，提供直接护理服务的专职养老护理员的配备比例，对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为1:3-1:5。再加上这种应急情况，更人力捉襟见肘。这就需要在前期预案的时候，做好充分的准备，投入更多的支援力量和专业设备。

多重因素叠加，使留守、高龄、失能失智、残障老人，在风险社会中成为最脆弱的环节。全社会必须深刻省思，让悲恸转化为制度或机制变革的推力，而非止于几声叹息。

青岛某养老院，护工照看卧床的老人。图/CFP

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显示，我国失能老人约3500万，占全体老年人口的11.6%。据测算，到2035年，我国失能老年人将增至4600万，2050年或高达5800万。这一规模庞大且持续扩张的群体，必须成为政策制定、资源配置与社会治理的核心考量。

老龄化浪潮已近在眼前。无论卧床、病缠，抑或失忆、痴呆，当老人无法自理、行为异常时，谁来守护他们的晚年？这不再是一家一户的私事，而是需要国家层面系统支撑的共同议题。然而，中国应对深度老龄化的制度框架才刚刚奠基，远未做好准备。这场悲剧，不过是未来更大冲击的缩影。

给民间社会力量更多的信任和空间

就对突发灾害的应急救援，从行业的反馈来看，还存在一些无力感。很多专业的一线救援队会被限制在一些救援之外，有些地方干脆就禁止社会救援力量的进入。而很多受灾地区，已有的或者被匹配的救援力量是不足的，或者干脆是没有的，这也就导致救援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如前几日网上的很多失联求救信息），灾害发生后的救援、安置等，也都存在很多的空白之处，而一边跃跃欲试的民间救援队只能远远干着急。

作为公益从业者，我们呼吁：给民间救援更大的信任与舞台。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中国民间救援力量在行动力、专业性、责任心上已历经十余次大考，不仅国内口碑日隆，也在国际舞台赢得赞誉。

2023年8月，河北省涿州，蓝天救援队、天龙救援队等来自国内多地的专业救援队伍协作救援。图/CFP

有人担忧“一放就乱”。事实恰恰相反：早期可能出现过力量扎堆、信息迟滞等现象，但近年已沉淀出一套成熟机制——民政系统负责队伍注册与资质审核，应急管理部门出任总协调，实时共享灾情数据、统一调度资源，既避免“蜂拥挤兑”，又防止“空白死角”。政府主导、社会协同、专业互补的“一体化救灾链”已经成形，缺的只是更多的行动空间和信任。

更进一步看，鼓励民间社会组织、企业共同参与救灾，正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它打破了传统“政—企—社”泾渭分明的边界，织出一张更韧性的安全网。政府再强大，也无法包揽万物；只有政府把方向盘，社会力量踩下油门，才能让每个普通人在灾难来临时多一条生路。

愿每一次剧痛，都能成为制度蜕变的催化剂。正如恩格斯的那句经典名言：“像你们的民族那样伟大的民族，是经得起任何危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巨大进步作为补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