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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今夏屡破纪录的滚滚热浪，一边是医保基金日益吃紧的预警信号——这两者，竟都与气候变化紧密相连。气候变化已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和权威期刊《柳叶刀》多次确认为“21世纪最严峻的健康威胁”，意味着气候变化绝非是与我们无关的宏观议题——它正通过具体事物，比如生活垃圾填埋场释放的废气，带来明显的健康风险，最终，转化为现实的医疗负担。

这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有效的减排措施，又如何成为守护我们“健康钱包”的关键屏障？

图1.近期高温预警

今夏高温下

医保基金的三重失血机制

治疗性医疗支出激增：热浪与污染协同致病

有毒污染：生活垃圾填埋场释放的甲烷本身无色无味，但与其共生的多种挥发性有机物（VOCs）构成致命组合。这使得垃圾填埋场周边居民的呼吸道疾病和皮肤病变患病率显著增加，从而推高相关医疗支出。据Dyah Puji Lestari 和 Endah Saptutyningsih研究，印尼Kulonprogo垃圾场周边居民因呼吸道疾病和皮肤病变，年医疗支出飙升至235万印尼盾/户（约1100元人民币），村庄累计成本超过1.25亿印尼盾^[1]。

表1.调查对象在研究期间感染的疾病^[1]

热浪频发：甲烷的温室效应强度是CO?的28倍。甲烷通过吸收红外辐射直接造成温室效应，同时经由大气化学反应生成臭氧和水蒸气等其他温室气体，进一步放大温室效应。热浪发生频率逐年攀升，中国近些年因热浪（指持续数天的极端高温天气）死亡人数从1980年代的年均3679人增加到2017年峰值26486人^[2]。

更令人担忧的是，2024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的研究发现，热浪期间15-64岁人群的住院支出（包括医疗费用）达到老年组的近2倍^[3]，这主要原因在于青壮年需顶着高温劳作。

图2.气候变化健康影响指标的变化情况^[4]

空气恶化：甲烷是臭氧污染的重要前体气体。研究指出，单个大型垃圾填埋场的甲烷泄漏可能使下风向数十公里区域的臭氧浓度增加超过1ppb（体积比），加剧区域性臭氧污染^[5]。京津冀地区75%的短期医疗成本与臭氧和PM2.5直接相关，其引发的呼吸系统疾病与慢性阻塞性肺病、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上升密切相关^[6]。世卫组织估计全球地面臭氧每年导致约100万人过早死亡，其中约50万人可归因于甲烷排放，户外劳动者、儿童及老年人等群体尤其容易成为受害者。

图3.臭氧影响人体健康的机制总结^[7]

劳动力折损黑洞：高温下的“隐形收入折扣”

高温=劳动能力暴跌：当工作环境温度（以湿球温度WBGT衡量）超过26-30°C时，人体生理机制难以适应，劳动者需增加休息时间以维持核心体温低于38°C，导致“劳动能力”显著降低。

全球工时损失：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发布了《全球甲烷评估：甲烷减排的效益与成本》（Global Methane Assessment: Benefits and Costs of Mitigating Methane Emissions）报告，指出甲烷导致的气候变暖每年造成全球约400亿小时的工时损失。若延续当前趋势，到2050年，全球因极端高温导致的工时损失预计达850亿小时，相当于260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根据《2024年柳叶刀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倒计时中国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因高温造成劳动时间损失导致的国家经济损失达到新高——2834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65%，甚至超过了中国当年年度国防预算支出（15537亿人民币）。

弱势群体“气候贫困”：越是底层劳动者受其影响越大。印度调查显示，低收入群体（月收入<1000卢比），97%劳动者在热浪期间工资受损^[8]。近期在中国，高温热浪天气频发，环卫工、建筑工、快递员等长期暴露在室外高温中的体力劳动群体，同样承受着高温下的健康与经济双重压力。

系统性医疗资源挤兑

2021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热浪导致危重患者数量增加170%，急诊就诊量上升6%，超额住院（特定时期超出正常基线的额外住院人数）病例达530例^[9]。医护人员因缺乏应对指南和超负荷工作，出现心理创伤和职业倦怠，进一步削弱医疗系统应对能力。医院的医疗资源被大量占用，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

美国也不能幸免，极端高温每年夏季导致全美增加近23.5万次急诊就诊和超过5.6万次住院，推高医疗成本约 10亿美元^[10]。这严重挤占了医保预算，常规的慢性病防治、疫苗接种等服务被迫缩减，最终损害的是所有参保人的权益。

图4.气候风险和对卫生设施、服务提供和社区的影响^[11]（气候危害包括温度上升等压力和极端天气等冲击，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级联影响可能会扰乱卫生服务的提供）

每吨甲烷的社会成本触目惊心

《全球甲烷评估：甲烷减排的效益与成本》（2021年）中核算了甲烷的社会成本。综合健康损害、劳动力损失和气候破坏，在收入弹性（该商品的需求量对收入变化敏感度）为1.0时，每吨甲烷的社会成本高达约4500美元（约3.2万人民币），其中：

约1000美元：用于臭氧相关疾病的治疗和生命损失（医疗费用+生命价值）。

约2500美元：补偿劳动力损失（工作效率降低、病假增多、高温作业困难）。

约1000美元：承担全球变暖对农业、生态的直接破坏（粮食减产、海平面上升等）。

更残酷的现实：对低收入人群，收入弹性为4.0时，社会成本可能飙升至8000美元/吨（约5.8万人民币）。

控制甲烷=保障健康+节约开支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已经确定，到2030年将全球甲烷排放量减少40%至45%（即每年约1.8亿吨）是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最具成本效益的战略。研究表明，若每减少100万吨甲烷排放，可避免：1430例过早死亡（保护生命）；4000例哮喘相关就医（保障健康）；400万小时的工时损失（保住收入）。

中国废弃物领域甲烷排放是仅次于工业和农业的第三大排放源。若能实现垃圾填埋场低碳情景可减少54%甲烷的排放（约97万吨），同时可使近1000万人免受填埋场恶臭影响。垃圾填埋场排放出的甲烷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环境议题，而是与我们的“医保余额”和“健康储蓄”紧密相连。将垃圾填埋场中的甲烷捕获与利用，将它们转化为“绿色能源”，这直接掐灭污染源、削弱热浪、释放医疗资源，是变“害”为“宝”的务实之举。